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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如其人画如其人。他一生没有教授派头，更不喜当今某些“家”们的做戏一样的外包装。走在街上，也就是普通的人罢了。
解放初期中央美术学院没有国画系，只有个彩墨画系。李可染先生那时只是教水彩画课。文人画被说成是没落阶级文人士大夫的颓废玩艺儿，大写意画那是不可能列入教学的，八大山人的冷逸、狂怪，当然与革命的主题性绘画格格不入。
大气候如此，再加上小环境之内的某些人的推波助澜，苦禅先生给弄到美术学院工会里边去了，具体任务是卖电影票。月薪人民币18元，既无奖金，也无红包。
我是知道那些年李苦禅先生经常喝酒。所喝之酒，只不过是些廉价的二锅头或老白干之类。
等到喝得脸红红的一脑门子汗之时，这嘴可就没把门儿的了。他的嘴平常也就没把门儿的，该说就说，该骂就骂。他不设防，天真直率，那是秉承了老山东李逵们的天性和传统。记得1972年夏天，听说他从乡下回到北京。我去他家问候起居，家中只他一人，夫人与孩子还在乡下参加运动或插队。他定要我一块去喝酒、我跟他去了灯市东口路北的小酒馆。三杯水酒下肚，他便骂开了回讲起“文革”风暴乍起之时，他是首批被揪出来挨批斗遭毒打的。居然抗住了毒打。他说是“打我时候，我用气功”（天真之极）！大骂“×××王八蛋、落井下石”。旁若无人，口如悬河。
好在小酒馆里的吃客们多是干苦力拉排子车的普通大众，还有几个有酒独斟的失意“老九”，各喝各的酒，各骂各的街。胖胖的堂倌用小胖手托着胖下巴，满有兴致地听着酒徒们的龙门阵，抿嘴一乐那个劲儿很像是好兵帅克。嘈杂的小酒馆像个“裴多菲俱乐部”。所幸“左派”疏漏，不然麻烦也就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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